第三六零三章 雍正的品位（1 / 1）

    自古以來，中國絹本和紙本繪畫題材可歸納為三大類：山水、花鳥和人物。 .

    獨立的花卉題材早期多與佛教藝術相關，但其後（尤以十世紀為然）的花卉描寫日益普遍。

    當時，花鳥這一自然寫實的組合亦時可得見。

    川州錦都的黃筌便是以其寫生花鳥畫名噪一時。

    這種畫風在職業或宮廷畫師當中尤為常見。

    黃筌曾供職宮廷畫院，其寫生之作是先用工筆細線勾畫輪廓，再用諸彩填施渲染。

    相比之下，徐熙出身優渥卻一生布衣，其花鳥畫風亦迥然有別。

    徐氏作品有較大的詮釋空間，運筆具書法神韻，後人稱之為徐熙寫意，深受文人畫派推崇。

    黃筌、徐熙均追隨者眾，其畫意風骨自宋代以降長盛不衰。

    雍正帝品味之高或許是清代帝王之最，可想而知，他對這批十五世紀花鳥紋抱月瓶亦青睞有加，他在位期間更命人燒造多款花鳥紋瓷瓶。

    就此而言，最接近十五世紀審美標準的作品可分為兩大類。

    傳世品中有寥寥數件小巧的雍正抱月瓶，其器型與十五世紀抱月瓶相若，前後腹亦各飾一隻小鳥，其中一例為德拉梅爾舊藏，2011 年經香港蘇富比拍出。

    另外尚有一款更小巧的作品（高約22 厘米），香港佳士得曾於2015月拍出一例。

    這兩款小巧的抱月瓶通常瓶口外撇，且大多不帶年款。

    以本品為例的第二類作品更為珍罕，它們通常高約37 厘米，配圓直頸。

    帝都故宮珍藏一例，另一例為張宗憲先生舊藏，1999 年11 月經香港佳士得拍出。

    故宮抱月瓶的年款與本拍品瓶底所見類似，而1999 年拍出瓷瓶的年款基本上已磨蝕殆盡。

    在裝飾類似本品的較大雍正抱月瓶時，畫瓷師基本上保留了十五世紀初及十八世紀較小作品的紋飾格局，與此同時也充份利用其較寬廣的畫布，將前後瓶腹的紋飾題材增至雙鳥。

    就中國紋飾而言，人們常視梅枝上的黑白小鳥為喜鵲；但在布克菲的協助下，專家們終於確定立於本瓶梅枝上的並非喜鵲，而是鵲鴝。

    這種燕雀類小鳥，先前被劃歸為畫眉科的成員。

    此鳥因啼聲婉轉而為人所喜，曾是極為常見的籠養鳥。

    至於杏樹上的鳥兒，人們往往稱之為中華白頭翁，但該鳥喉部為白色，而本拍品的鳥兒卻只有白色冠羽和胸羽。

    本品前後瓶腹枝上的鳥兒均殷殷對望，而杏枝梢頭位於左方的鳥兒則回首顧視同伴。

    這些鳥兒的構圖方式與北宋繪畫一脈相承，前述徽宗的花鳥冊頁便是最佳證明。

    綜而觀之，本品的紋飾格局要比十五世紀初的版本複雜，但其畫工仍無比嚴謹細膩。

    與此同時，疏影橫斜的虬枝與嬌美的梅花對比鮮明，而葉繁枝柔的杏樹也與飽滿嫵媚的杏花相映成趣，筆法意趣均深得丹青之妙。

    經過一番仔細的鑑賞，張天元基本上可以確認，這的確是一件雍正年代的抱月瓶。

    而且正是那件在香港佳士得被將近四千萬港元拍走的東西。

    看到美婦瞅着自己，似笑非笑的表情。

    張天元笑了笑，已然心知肚明了。

    對方分明是知道這東西是真品，特意拿來考教自己的，如果不能把這價格壓倒自己可以接受的水平，那今天他就算是白來一趟了。

    想到這裏，他說道：「這東西的確是好東西，但如果按照拍價，未免太貴了一些，我或許買不起啊。」

    「哦？你看出來這東西的真假了？」

    美婦笑着問道。

    「這位女士說笑了，我雖然不敢擅稱專家，但好歹也是個侵淫其中已久的收藏行家，自然是看懂不少東西的，雍正帝最喜歡的這種花鳥抱月瓶，我能不知道嗎？」

    張天元笑道。

    「花鳥怎麼就好了？」

    美婦問道。

    張天元沒有回答，反而看向了李雲璐。

    「答得滿意，再給你打折。」

    李雲璐分明就是不把錢當錢啊，又或者這東西本就是她父親從別人那裏巧取豪奪來的，所以她根本就不在乎。

    張天元聽到她這話，笑道：「早於六朝，繪畫已採用花、鳥合而為一的題材。

    傳世作品雖少如寥寥可數，但史料中至少曾提及兩位晉代花鳥畫家；時至唐代，花鳥畫更儼然自成一家。

    文獻中大約載錄了二十名唐代花鳥畫家，邊鸞（活躍於八世紀末至九世紀初）便是一例，其風格或可視為黃筌畫風的前身。

    在某種意義上，這些早期花鳥畫家對唐代陶瓷花鳥紋飾的發展可謂至關重要。

    早於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陶瓷的紋飾中已出現獨立的動植物描寫。

    商周以至漢代，間或也有採用這類題材，但到了唐代，由於人們對自然題材興趣漸濃，所以花鳥也漸以生動和諧的組合，出現於陶瓷乃至織繡品、鏨花金屬器及其他材質的紋飾題材之中。

    湘南沙城銅官窯的彩繪器物，應是最廣泛採用花鳥題材的例子之一。

    該窯址1979 年出土的執壺中，以花鳥為飾者約佔七成。

    這些紋飾以鐵褐、銅綠或銅紅各色繪成。

    頗堪玩味的是，沙城銅官窯器物的花鳥紋飾多用鐵褐色細線繪成，較粗的線條則用銅綠或銅紅色描畫。

    這些花鳥紋在胎體所劃細線的襯托下，構成了生動活潑、妙趣橫生的畫面。

    時至宋代，崔白等藝術家長於細筆勾勒，其作品益發生動傳神，這不僅進一步完善了寫生技法，亦使絹本和紙本花鳥畫的發展攀上了新的高峰。

    就此可證諸宣和年間收錄宮廷藏畫的《宣和畫譜》，書中闡述花鳥畫題材及其重要性的篇幅便有五卷之多。

    據畢嘉珍統計，書內引述16 名畫家的作品中，標題有梅者共54 幅。

    據分析，梅花這一題材日益流行，恰好與花鳥畫的興起不謀而合。

    顯然，以花鳥為題的平面和立體作品中，不乏立於盛放梅枝的鳥兒描寫，而這正是本拍品其中一面器腹的紋飾題材。

    北宋徽宗本身是一名卓越的書畫家，亦是翰林畫院的創辦人。

    花鳥畫是他心愛的藝術題材之一，他有幾幅傳世的花鳥畫，其畫工格外細膩逼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