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關於中日問題的大家都來看看（1 / 1）

    中日關係近年來一直是民間可參與議論的話題，在對日問題上，官方言說和學者論述多少是受到民間輿論的影響的。如前幾年馬立誠先生提出《對日關係新思維》，受到很大的壓力，以至一些學者對中日關係問題，不太願意談。中國人近些年來對日本這種敵對情緒與上世紀70—80年代中日關係較為友好的局面大不一樣。這與80年代末以來國際國內的大環境有關。在89年後，穩定壓倒一切，傳統意識形態式微，民族主義受到鼓勵。日本自然就成了一個合適的對象。有舊仇，日本政界一些領導人又參拜靖神社，，日本政府暗中認同對修改教科書，國內媒體對日中關係的信息披露也不全面，所以，日本成為一個中國民族主義打擊的一個合適的對象。按理說，在89年後，日本政府對中國政府的態度在西方國家中尚屬溫和。也從不對中國政府提出什麼人權要求，直到博客中國訪問日本外務省國際新聞官千葉明，他還說『從目前安理會的構架上，即可看出日本的當選對貴國是有好處的。比如在人權方面，相比於西方國家，日本更能站在與貴國的態度一樣的立場、彼此配合。『這就是說，日本政府也認為中國人享受比國際准標較低的人權標準是合適的。

    一、如何對待歷史舊賬的問題

    近代以來，日本是中國的侵略者，這無須再討論。用袁偉時先生的話的中日近代以來，打了三個半戰爭，中國因此現代化進程受阻，以至改變了軌跡。日本和中國在遇到西方過來的工業文明時，同時反應，開始現代化，但日本比中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做得好，走到了中國的前面，所以從甲午之戰開始，中國總是處在守勢。但這助長了日本的野心，民族主義高漲，企圖用軍事征服來在亞洲建立日本大帝國，儘管有些日本政治家看出了，這樣走下去的危險，反對軍國主義，希望靠商貿立國，但在上世紀20—30年代日本國內極端民族主義思潮洶湧澎湃，這些政治家都被在民意支持下的軍方少壯派殺害。從1930年日本海軍殺死了主張削減海軍費用的首相濱口幸雄，9·18事變後1932年5月15日殺死不支持9·18事變的首相犬養毅，1936年2·26事變中殺死了主張商貿立國的大藏相高橋是清，所以日本在極端民族主義的路上一條路走到黑，最後在二戰中一敗塗地，元氣大傷。

    近代以來，日本是中國的侵略者，這無須再討論。用袁偉時先生的話的中日近代以來，打了三個半戰爭，中國因此現代化進程受阻，以至改變了軌跡。日本和中國在遇到西方過來的工業文明時，同時反應，開始現代化，但日本比中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做得好，走到了中國的前面，所以從甲午之戰開始，中國總是處在守勢。但這助長了日本的野心，民族主義高漲，企圖用軍事征服來在亞洲建立日本大帝國，儘管有些日本政治家看出了，這樣走下去的危險，反對軍國主義，希望靠商貿立國，但在上世紀20—30年代日本國內極端民族主義思潮洶湧澎湃，這些政治家都被在民意支持下的軍方少壯派殺害。從1930年日本海軍殺死了主張削減海軍費用的首相濱口幸雄，9·18事變後1932年5月15日殺死不支持9·18事變的首相犬養毅，1936年2·26事變中殺死了主張商貿立國的大藏相高橋是清，所以日本在極端民族主義的路上一條路走到黑，最後在二戰中一敗塗地，元氣大傷。

    戰後，日本戰犯受到東京國際戰犯法庭的審判，人類公義已得到伸張，歷史已有定論。

    今天，日本新一代政治家是二戰後成長起來的一代，不願認真面對那段歷史，中國國民要求他們向西德社會黨總理勃蘭特1970年12月訪問華沙時向波蘭猶太人受難碑一樣下跪，懺悔。客觀地說，目前雙方認知差距較大，日本政界認為已多次道歉，要讓日本領袖向勃蘭特一樣下跪謝罪可能很難。

    首先二戰後在德國和在日本對戰爭罪犯和挑起戰爭的意識形態清算程度不一樣。德國不但審判了戰犯，而且對納粹主義、種族主義進行了較徹底的清算，即使如此，仍不能杜絕新納粹思潮在一定條件的沉渣泛濫。當然他們現在不是主流。

    而在亞洲，美國原設想戰後和中國結盟，控制日本。戰後在討論對日處理時，當時中國代表曾提出的收回琉球，在對日管制委員會擁有否決權，戰爭勝利後，美國拒絕蘇聯要求參加對日佔領，卻邀請中國在日本住軍參加佔領。可由於中國國內忙於內戰，把整裝待發去日本參加佔領的中國軍隊——對日作戰中令日軍聞風喪膽的新一軍調到東北戰場打內戰，所以中國未參加對日佔領。後來，在冷戰加劇的形勢下，中國國內戰亂，美國開始調整對日政策，內戰中，國民黨政權潰敗，新政權宣佈對蘇聯『一邊倒『。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在亞洲確立了依靠日本。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無論大陸，還是台灣）在戰後對日本的處理喪失了主動權。其它亞洲受日本侵略的國家也都因國內內戰，或急於獨立，都沒有對日本侵略軍的暴行進行系統挖掘搜集，所以造成了對日本戰爭罪的清算不徹底。直到20世紀90年代後，中國人才想起來讓受日軍侵害的人提供證詞，這是不是有點太晚了呢？

    1950年戰勝國與日本簽訂和約時，中國缺位。日本1951年選擇和在台灣的國民黨當局簽了和約，後來，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中日建交。發表了聯合公報。歷史問題也有清楚表述。以後，1978年*在東京與日本簽訂《中日和約》，雙方都認同着眼未來，中日關係朝前看，建立世世代代中日友好關係的目標。那時中國的領導人處理中日關係是基於世界大勢和中國的長遠利益來考慮的。當然，日方也有回應，大平任首相時開始了用贈款和政府低息貸款方式給中國建設提供幫助，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初始階段，為中國許多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了急需的幫助。日本的這些款項當然也有一種對二戰中對中國損害的補償的意思。但這些事，多數中國國民並不清楚。中國媒體沒有如實地向國民說明日本的這近幾百億美元幫助的具體用途。

    其次東方文化，與基督教文化不一樣，沒有原罪意識和懺悔傳統。這一點已有許多人論說過。

    目前，在用現有方式多次反對無效之後，中日對歷史問題的認識應必須另闢道路。首先要看到，目前，在日本編寫新教科書的還屬少數右翼，而且使用者也很少。多數日本老人，嘴上不說，但心裏還是清楚的。在這種局面下，中國人必須讓世界主流文明國家多數人知道日本在歷史上的罪行。其次不失機會地向日本青年一代介紹這段歷史真相。向猶太人一樣，不斷地追討，不斷地通過各種手段讓世界人民特別是在世界上有影響力的國家的人民，讓多數日本人，真正知道這段歷史。一個美籍華人張如純女士的《南京大屠殺》在讓世界了解日本戰爭罪行的貢獻，遠勝於中國上億網民的口水戰。我們中國人為什麼自己拍不出有震撼力的揭露日本戰爭罪行的影片，如《辛格勒名單》家喻戶曉。如《兄弟連》發現納粹集中營那樣，讓人們永遠記住罪惡。我們為什麼不能用把張如純已經挖掘出的史實在發達國家的黃金時段爭取播放。我們為什麼不讓來中國的外國人了解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承受的苦難？只要世界人民都認識到二戰中，日本在中國和亞洲國家犯下的罪行，日本人他們想不面對能行嗎？二戰結束60年了，我們中國人在這段歷史上用文學藝術向世界的表達極為可悲。甚至在史料上工作也不值得一提。而美國、前蘇聯拍出了多少世界級二戰大片。我們花了多少錢去做形象工程，而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在南京城的一個小角落，那麼一點小，首先在建築氣勢上就不能給參觀者以心靈的震撼。而且還要收門票，可以統計一下，至今有多少國人參觀過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我認為大屠殺紀念館應該建在南京最醒目的地方，讓每一個來南京遊覽的人，都不能不看到，二戰中日本軍人的墮落到了什麼程度！日本人年年去參拜靖國神社，我們是否也有人年年祭奠那些長眠要中國土地上的國共兩軍抗日忠魂。在每個有大量忠魂的重要抗日戰場和中國人受戰爭罪侵害的地方，我們都有紀念性的標誌嗎？中國人應拿出自己的錢來，先聘請世界級導演和製片人把張如純的書先拍成影視片，再買斷西方國家黃金時段播出，這肯定比在國內互聯網發動口水戰、搞什麼簽名活動對日本國民和政府的壓力要大得多。

    中國人要讓別人尊重自己，首先要自己尊重自己的歷史。讓別人把人我們當人，我們自己先得把自己當人。抗日戰爭中國的全面抗戰史，國人知道嗎？我們的教科書是否真實、客觀、全面？我們向孩子們講了新一軍、新六軍嗎？今年抗戰勝利六十周年，我們能否把現在還倖存的國共軍中參加過抗戰的老兵和美國飛虎隊的空軍盟友們都請到北京長安街，讓他們穿上昔日的軍裝，走在閱兵隊伍的最前列？享受他們應得的榮譽。我們今天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是他們那一輩人浴血奮戰爭來的！

    二、今天日本是否還是那個軍國主義武裝起來的日本

    應該說，*、周恩來在日本軍國主義和日本人的問題上，觀點是正確的。遠比今天一談日本人就破口大罵人們高明得多。他們承認，馬克思的『人，在其現實性是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這一命題。即人是受社會環境和思想支配的。所以他們說，日本人民也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受害者。中國人應該仇恨的是日本的軍國主義，和滋生軍國主義的那種社會體制，軍國主義是極端民族主義的一種，主張用殘暴的軍事征服為自己的民族利益服務。而這一主義立足的前提是，世界是一個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你不征服別人，別人就征服你。

    那麼，今天的日本是不是還是一個極端民族主義武裝起來的狂熱的民族？現實的情況是，戰後多數日本人，在政治理念上受到現代文明教育，他們雖然不能直面歷史，但也不是二戰前的那種被極端民族主義操控的民族。從伊拉克戰爭後，日本向伊拉克派兵受到相當多國內人民的反對看，日本國民已不是二戰前的那種國民。甚至還有二戰時老兵來中國悔罪，有日本律師幫助中國民間索賠打官司，這在二戰前的日本不能想像。即使有些日本政客亮出民族主義的牌，鑑於日本現在多元民主的政體，想用軍國主義再次動員日本民眾，對鄰國挑起大戰決非易事。

    所以中日政治家應站在世界大勢和中日兩國人民的基本利益來處理兩國關係。

    三、如何判斷發展世界大勢和中國的當務之急

    不少人總是把今天的外部世界描繪成一個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總愛強調落後就要挨打。照這個邏輯，反過來，強大就要打人，這是天經地義的。按照這種理論，世界在這個過程中循環，那將永無和平。這種理論，也是納粹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產生的基礎。應該認識到，人類擺脫了動物的野蠻狀態後，在有了自我意識和對良心的扣問中，產生了對弱者的悲憫仁愛，創建了文明。文明這就是在一個社會開始創立了強者保護弱者的相對公平公正規則。東西方在文明之初就都有這種很明顯的特徵。如果人類社會像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描述的那樣，人類永遠在叢林世界中，弱肉強食，人類永遠不可能超出血族，在一更大範圍里創立出文明。在人類的文明史上，20世紀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文明戰勝野蠻的一次決定性的勝利。之後，人類在國際事務中，開始了全面的大規模的立法，進入一個全球文明時代。

    在這裏我還要問一句持上述觀點的人，難道中國發展強大了就是為了打人嗎？如不是為了打人，那我們強大了幹什麼？那只有另一條路，就是維護世界和平，保護文明的發展。

    誰都知道今天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什麼是全球化？絕不能簡單理解為僅僅是經濟全球化，全球化就是隨着人員、物資、資金、技術、信息、觀念、文化在全球的快速廣泛流通，世界的全部活動日益納一到一個全球規則體系中來。經濟上現在世界貿易組織，政治上有聯合國憲法規定章和安理會，倫理上有世界人權宣言和六大條約體系、軍事上有各種行為準則，公共衛生上在世界衛生組織有條約。可以說在聯合國旗下和各種多邊國際組織中，對當代人類幾乎所有活動都有一套行為準則。世界正走向一個新的全球一體的文明，一個隱約可見的更高級的全球文明體正在向人類走來。尊重人權、共和憲政、自由民主、自由貿易、社會保障和福利等一個新文明的基本要素已成為世界的主流。在今天的世界大勢下，各發達國家之間再打世界大戰的可能性已不可想像。從世界政治大勢下的低一個層次看，當今的國際政治形勢，美國一超獨大的局面，也不能有打世界大戰的可能。中國今天沒有理由準備和誰大一場大戰，*先生1985年就提出了這是一個和平與發展的時代。

    中國現在唯一可能引發戰爭的地方是台海兩岸，但戰爭台海問題解決是下下策。這一策的輸家是包括兩岸在內的全中國。台灣問題的處理需要兩岸人民的溝通、更需要政治家的智慧。兩岸中國人是同胞為什麼找不出和平解決的辦法呢？現在看來，如果我們中國在國內能完成百年來中國仁人志士追求的政治民主，對台灣問題的解決將會有利的多。最近在網上有劉亞洲先生一篇講話，也提到最可怕的是中國周邊都是民主國家的戰略態勢。如果在所有民主國家中，中國被認為是不民主國家，那中國在世界的處境是無論如何不能改變被指責的被動局面。這一點在去年的一次會議上，連多年反對美國單邊主義的學者和民族主義的代表學者也承認。台海雙方如能和平發展，逐步走向統一，什麼美日安保，有事法則統統等於零。關鍵是我們中國人自己能不能把握自我。首先我們能不能尊重自己國內的同胞，不要人分幾等，北京人、上海人、外省人、城市人、農村人，我們能不能珍愛自己的環境，不要把一條條母親河都變成污水溝。我們能不能每一個人都認真敬業，做一個誠實的講真話人。我們能不能建立一個有公道有是非的好社會，能否建立一個民主法治高效廉潔社會公權力系統。

    四、如何處理對日領土爭議問題

    中日領土爭議問題是牽動中國人情緒的一件大事，客觀地說，中日的領土問題相對說來比較簡單，不複雜。1978年中日簽和約時，*先生提出讓下一代人去解決，確有高明之處。客觀說與中國有領土爭議的國家有很多，如和俄羅斯，我們有很多有爭議的地區，近幾年也重新劃定了邊界。說實話，這裏有一部分是不在不平等條約中的被蘇聯侵佔的中國領土。如唐努烏梁海（約十七萬平方公里），官方和民間都沒有情緒化地討論這一問題。中國和印度的爭議地區，在我們不承認的非法的麥克馬洪線以南，印度不但佔領。而且建邦、移民，我們國內也無激烈爭論。近年中國與多數周邊國家包括越南在內都重新確定了邊界，這裏面不乏互諒互讓，在南沙群島現在中國和其他國家有爭議的島嶼中，有很多國家已經佔領開發，中國並無意動武。1984年*先生的建議是關於南沙群島的領土爭議『擱置主權爭議，共同開發『。這實際上是有海上領土爭端國家現在較好的一種處理方法。長期以來，我們教科書和政治地理學只講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爭奪海上霸權，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極少講在二戰後，特別是全球化背景下，根據國際關係準則和國際法的新的有關規定，爭端國和平解決有爭議的領土、共同開發有爭議海域的新趨勢。在國際上的已形成各種範例不予介紹，誤導國民形成了海洋劃界和島嶼爭端『永無解決的可能『的認識。這在客觀上鼓勵了不理性的民族主義情緒，助長了依重武力、迷信武力是唯一解決爭端的思潮。『譬如，針對全世界有240個海上界線需要劃定的新局面（新海洋法後——本文作者注），更是只說其任重道遠的一面，而不述其順利劃定了154個，其中已生效132個的另一個基本事實；對其最有代表性的日韓獨（竹）島之爭、希土愛琴海之島的爭紛，對泰馬越三國在泰國海域的爭議等等，也是關注萬分，而對目前已有的幾十個在爭議海域『擱置主權爭議，實施共同開發，合理分享資源，共同分攤成本『的新的流行大趨勢，卻諱莫如深。這不僅封鎖和剝奪了中國民眾在這方面的知情權，而且使沿海地帶省際間有爭議的灘涂、海島和毗鄰海域的問題解決，失去了多種可以學習和借鑑處理這類爭端的參考物，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海洋邊界情報方面的『閉關鎖國『『。（靳爾剛蘇華《職方邊地——中國勘界報告書》上冊348商務印書館2000年）。

    目前，世界上國家間有爭議主權的島嶼不少，但為之徹底影響兩國關係的並不多，俄國佔着日本北方四島，日本並不因此就不積極從俄國進口石油。韓日之間的獨（竹）之爭，我看是政治家們在表演的成份大，兩國真正為這個小島開戰或斷絕政經關係絕不可能。

    五、如何處理中日兩國經貿

    中日兩國的經濟關係對雙方都是有利的，隨着中國經濟力量的發展，中日間經濟關係已呈互惠互利之勢，在自由貿易成為世界主流的今天，提出抵制日貨是非理性的。做為一個正在現代化的大國，中國對世界許多國家都是已經的或潛在的大市場，韓國已不能離開中國市場，日本亦然，同樣，美國、歐洲、日本、也是中國商品的大量銷售地。中國進一步的發展，世界各國與中國的經濟貿易關係會越來越密切。中日經濟的發展實際上有利於兩國關係進一步友好發展。就如中美經貿關係發展到今天這種程度，雙方誰都不能不考慮這種關係對兩國的重要性。歐洲建立了歐盟，正在走向政經一體化，非統組織也改為非盟，美洲也有自由貿易區的規則。在亞洲中日兩個大國不能合作牽頭，倒是讓東盟這些國家成了整合東亞經濟一體化的領頭人。這是很值得人們思考的。中國的現代化還有很長路要走，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市場容量會日益增大，對外出口量也會有更多要求，維護中日經濟關係良性發展對中國和世界大局都有利。經濟就是經濟，不要在談經濟時主動把政治帶入。這些政治因素不用說，他自然在起一定的作用。在中美經貿上，中國一向主張經濟和政治分開，對日本也應該如此。

    六、如何處理兩國政治關係

    首先，對日本國家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日本現在早就是一個正常國家，也是一個民主國家，他們中一些政治家的右傾態度，是要爭取一部右翼國民的選票。所以我們不能只對日本政治家說你們認罪，更重要的是要向全世界和日本新一代國民普及歷史真相。對普通日本人民要友好，但又不失時機的做普及歷史的工作。前年有在網上看了一篇文章，有五個日本學生在海南看了當過日軍慰安婦的老人，了解了歷史真相，深受觸動。這說明，對日本年輕一代做工作是有效的。

    中國與日本關係的歷史舊賬問題，不應是兩國發展現有政治關係的主要障礙。這個問題歷史已有定案，中日之間對此問題的處理應另找渠道處理。當然民間索賠決不放棄。

    事實上不僅日本，所有近代以來對中國侵略的國家，有誰向中國下跪懺悔了？近代以來侵佔中國國土最多的俄羅斯懺悔了嗎？英國、法國懺悔了嗎？但這並不影響中國和這些國家的關係。在人類文明史上，在野蠻時代，各個民族、國家間歷史的恩怨太多了，如果光在這裏面兜圈子，多民族國家，世界大家庭、世界大同、共產主義理想就都不要再談了。對當前中國來說，應該是不忘歷史，但朝前看。在國內國際營造和平發展的條件。

    韓國前一段也應對古代歷史的闡釋與中國有很大分歧，中國也不主張在兩國政治層面上處理這個問題。美國人不因為日本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而在政治上影響兩國關係。政治層面上，應處理對國家發展戰略當務之急的事。

    關於日本『入常『，無疑日本在當今國際事務中，扶貧，救災，國際援助，聯合國會費上表現不錯，提供了眾多資金，事實上，日本和東南亞國家的關係，遠比我們想像的要好。但對二戰的戰爭罪行缺乏認真反省，出任常任理事國道義資格也確有疑問。一個對自己國家的罪行缺乏反省的政府，是可以讓世人在道義上信賴嗎？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人要向日本政府和日本國民明確說明。我不知中國政府有無在程序上使用否決票的機會，如果安理會只討論方案，不討論具體國家，最終在大會上表決，我看中國的這種機會很小。現在聯合國改革方案和選舉程序都無最後定論，現在討論為時尚早。但至少因讓日本知道中國人在日本政府對歷史問題的態度上是不認同的。

    中國政府採取什麼行動這是當局者自然要考量的事，民間的中國人應該不懈地在聯合國和向世界人民廣泛普及歷史真相。寬恕和朝前看，並不等於不正視歷史。特別是在構建一個新的全球文明中，認清什麼是罪惡，這是對人性中的幽暗是有警醒作用的。十一年前在盧旺達，人類不是又一次復重了類似當年日軍在華的罪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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